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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陈还是姓蔡？台新行政机构“启程”饱受争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蔡英文1月27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由前副手陈建仁接替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预计1月31日上任。随着新“内阁”成员名单逐渐浮出水面，屡有争议言行的多人被爆留任，岛内民众对新“行政院”完全不抱期待。
“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台湾《中国时报》1月28日介绍了陈建仁，称他是岛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2021年年底低调加入民进党，被视为民进党政治布局的“最佳活棋”，而且他对上很尊重、听话，是可以替上级涂脂抹粉的人。虽然他在“组阁”问题上得到绿营的吹捧，但来自学界的专业人士则认为，陈建仁曾被爆出挂名论文事件涉嫌抄袭，新冠疫情期间更是盲目护航高端疫苗。
早在2020年初，陈建仁就不断声称“与病毒共存”，但直到2022年蔡当局定调“新台湾模式”上路后，本地确诊人数大幅增加，这才发现台湾根本没准备好，陈建仁却不必负责任，只甩锅给地方政府。2022年4月，岛内确诊病例急速增加，地方政府措手不及，陈建仁反呛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懂流行病学就回去好好读书”，还在脸书上分享自己是医学科学家排名第一的截图，摆出高高在上的学者姿态。后来疫情恶化，台防疫指挥中心也不得不宣布“快筛阳性视同确诊”措施上路，形同打脸陈建仁。此外，陈建仁曾公开力挺台湾自产高端疫苗，不仅亲自参与临床试验，还高调背书称“没有副作用”，结果他被爆打的是安慰剂，让岛内民众傻眼。舆论称，他未来出任“行政院长”后施政表现令人忧心。
而陈建仁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据中时电子报28日报道，陈建仁27日在记者会上致辞时称，他的确对接任“行政院长”有相当的犹豫，除了必须放下手上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还担心无法挑起重担。结果大批网友不仅质疑他是放不下“中研院”的高薪，而且纷纷引用《后宫·甄嬛传》华妃的金句留言：“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只见酬庸和民进党派系平衡
27日和28日，陈建仁公布了两波“阁员”名单，因把岛内大停电归咎于各种小动物“捣乱”而饱受争议的“经济部长”王美花留任，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出任“海洋委员会主委”，高雄市副市长史哲接任“文化部长”。2018年高雄市长一战，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败给国民党的韩国瑜，随后绿营组织所谓的民间团体“Wecare高雄”发动罢韩，总舵手正是史哲。高雄市国民党议员批评说，史哲的态度高高在上，眼睛长在头上，时常不把议员放在眼里，因此多次在议会被议员赶出议事厅。
台媒28日还披露，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很可能留任，台北驻美代表萧美琴大概率留在华盛顿。“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及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均规划留任。一度请辞的“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和因“班班有石斑”未兑现遭群嘲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在蔡英文强力慰留下，也都留任。
国民党“立委”王鸿薇28日质疑称，薛瑞元屡次爆出政治争议，陈吉仲则对大陆禁台农渔产品束手无策，现在却获留任，难道陈建仁觉得两人表现适任？“立委”李贵敏称，新“内阁”名单了无新意、冷饭热炒，只见酬庸和民进党内派系恐怖平衡，看不到检讨、改进、用人唯才与开创新局的企图，反像一部民进党派系共治的中古拼装车，一个匆匆上路只想拖时间的过渡、败战处理“内阁”。国民党副发言人陈晖28日说，陈建仁2007年任“国科会主委”时，曾因挂名国际期刊论文有抄袭争议请辞；去年12月准“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被台大认证硕士论文抄袭，如今由他们执掌“行政院”，完全忽视民众对于论文抄袭的不满，民进党不演了？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臣远28日也在脸书称，从这次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这是属于蔡英文个人意志的代理人“内阁”，完全是过渡性质，也可以说是民进党派系平衡下的妥协名单，是蔡英文避免提前跛脚、并且要适度制衡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安排，政治因素多于专业考虑，实在令人堪忧。民众党发表的声明直言，“走了傲慢，来了护航，民进党没人了吗？……人民期待内阁改组能带来新气象，然而继位者却又这么不堪检验、劣迹斑斑，令人失望”。
姓陈还是姓蔡？
28日，一份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有92%的民众认为“不相信他会做得很好”。雅虎奇摩网站的网络民调显示，43.7%的民众“完全不赞成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12.2%的受访民众“不太赞成”。
资深媒体人高源流28日撰文称，蔡英文27日对陈建仁提出“四大期许”，包括阶段性盘整防疫措施、社会体系总检讨、持续提升台湾基础建设以及持续推动六大核心关键产业，但就是没有最关键的“避战”，而当前岛内民众对蔡英文当局最重要的期许就是谨慎处理台美关系，不要做任何挑衅对岸的动作，避免台湾卷入战争，“而且也只有在避战之后，才有蔡英文四个期许的可能”。
台媒普遍认为，蔡英文、赖清德和陈建仁将形成“新三角恐怖平衡”。《中国时报》28日称，台当局“内阁”改组反映了四件事：一是蔡英文向外界证明自己没有跛脚；二是弱势“行政院长”只能听令蔡，有责无权势必成炮灰；第三，为败选负责去职者有之，留任者不少，难有新气象；第四，派系考虑的布局保障蔡英文对2024年选举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台面下暗潮汹涌才正要登场。该报认为，赖清德现在几乎可以说是2024年选举民进党唯一的候选人，蔡英文看似也没有要阻挡，但是找来陈建仁“组阁”，又纳入曾经的“大阿哥”郑文灿担任陈的副手，看在4年前曾吃过闷亏的赖清德眼里，恐怕很难不多做联想。
《联合报》28日发表社论称，新“内阁”的组建仍是蔡英文只手主导，所以究竟是姓陈还是姓蔡，已难分难解。重点在于作为蔡英文“挡箭牌”的苏贞昌已经失去功能，换上笑脸迎人的陈建仁，至少可以纾解一些民怨，“但这面新挡箭牌能撑多久，也无法太乐观”。（环球时报）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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